前台灣最高洗錢防制官
怎麼看加密貨幣？

為什麼加密貨幣
特別讓人恐慌？

每次過年聚餐，講到加密貨幣，桌上總會有人露出那種似笑非笑的表情：「你不會在做什麼洗錢的吧？」

蔡佩玲博士當過檢察官、做過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執行秘書、當過台北富邦銀行副總經理。她在三個位置上看過台灣最多的洗錢案件，最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。

她的答案很簡單：加密貨幣不是特別壞，它特別讓人恐慌，是因為規範還沒到位。

她舉了一個例子。台灣 105、106 年修法的時候，地檢署案子裡的「虛擬貨幣」其實大多不是真的——被告講的是「玉皇大帝幣」、「王母娘娘幣」這種東西。那時候很多案子的本質是欺騙，而不是加密貨幣本身的問題。

真正的轉變發生在 110 年之後。當大家對市場越來越熟悉，犯罪集團才開始把加密貨幣當成洗錢工具。但他們也不是特別偏愛加密貨幣——房地產很好的時候錢就放房地產，股票很好的時候錢就放股票。犯罪集團是跟著大勢走的，加密貨幣其實很中性。

那為什麼還是引起這麼多恐慌？因為法規只在洗錢防制法上訂了一條，沒有說發行商要有什麼條件、交易所要有什麼條件、個人買賣要在哪些平台。完全沒有監管細節——這才是恐慌的來源。

同樣一百萬
可能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事

2016 年，兆豐銀行紐約分行被美國金融服務署罰款 1.8 億美金。台灣金融圈當時非常震驚——我們銀行只是把錢從 A 匯到 B，B 有什麼狀況不是檢調的事嗎？怎麼會說我們違反洗錢防制法？

但美國的想法不一樣。蔡佩玲說，美國覺得：你從北美匯到中南美洲，那裡有那麼多的人口販運、那麼多小孩子被把肝挖掉、胃挖掉拿去販賣——你完全不確認受款人身分就匯款，作為一個拿著證照的銀行，你怎麼能說自己沒責任？

這就是兆豐案教給台灣金融機構的一課：每一筆錢的過手，你都要負責。不是只賺手續費，而是要對社會、對世界負責。

後來台灣全力修法、上系統、做稽核、派專人到海外分行。一直到 108 年國際洗錢防制評鑑拿到最好成績，才整個解除被高度審查的狀態。最近兆豐的所有制裁也終於正式解除——但這背後的成本，是大家眼睛看不到的。

用既有框架
看不見新東西的本質

在這集 Podcast 裡，蔡佩玲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——鴨嘴獸。

「你認知的限制，會讓你經驗事情的時候也被限制。可是很多時候，經驗是走在認知之前的。」蔡佩玲說。

這個故事她拿來解釋什麼？解釋為什麼國際 FATF 一直想把虛擬貨幣交易所放進金融機構的框架裡管——因為對監管者來說，這是最熟悉、最快上手的做法。但虛擬貨幣發展的初衷就是要跟這個體系不一樣，硬套既有框架，永遠搞不清楚它真正的樣子。

她的判斷是：規則需要被翻轉，但翻轉很難——因為各國政府、金融機構、廠商都在既有體系裡有既得利益。所以她預估，這套新規範大概還要三到五年才會清楚成形。在那之前，最重要的事情是「研究」——讓它長，但要持續觀察。

兩顆麵包的爸爸
與衣櫥裡的兩個小孩

蔡佩玲在訪談中講了兩個案例，都是她當檢察官時親手處理的。

蔡佩玲說：「很多東西它是經驗值。法律的價值，不在邏輯，在經驗。」

這個原則用在加密貨幣上是什麼意思？不要急著選支持或反對。任何東西會出現都有它的原因——台商有匯錢回國的需求、戰爭中的人有避險的需求、通膨中的人有保值的需求。先去理解需求從哪裡來，再去找規範的方式，比直接二分對錯有用得多。

下雨天的盲人
與孩子學走路

這集 Podcast 的後半段，蔡佩玲分享了她決定 Gap Year 之前看到的一個畫面。

那天下雨，她坐在松江南京一家火鍋店等朋友。看到一個女孩子，是雨天裡唯一走在騎樓外面的人。她背著背包、提著很多東西、用著盲人杖——因為盲人磚都鋪在騎樓外面，所以她只能走在外面淋雨。

蔡佩玲一開始的反應是：如果是她媽媽，會很心疼。但她看了很久，發現這個女孩的表情好自在——沒有可憐，沒有難過，就是很自在地走。

最後她把這個觀察跟主持人 Astro 兩歲的小孩連起來——作為父母，你是希望小孩不要跌倒，還是希望他多嘗試幾次？

如果一直擔心、想控制，事情的高度永遠就到那裡。只有放掉這些控制，才會有空間去跑。蔡佩玲說：「我們小時候會勇敢探索，但到了 30 歲、40 歲，就會忘記這件事。」

這一切兜回到一個處理過最多洗錢案件的人，最後對加密貨幣的真心話。